当前位置:首页 >论道王屋>金元时期王屋山道教活动初探

金元时期王屋山道教活动初探

2011年8月16日  李德哲

王屋山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设坛祭天开始,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道教代表人物在这里活动,被道教尊为“天下第一洞天”。2008年4月,济源市政协、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实学研究会、济源经济合作促进会在济源联合举办首届王屋山道学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中国社科院、河南省社科院和四家举办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对王屋山自然景观、道教宫观、道教碑刻、道教建筑和道教遗存物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道教从产生、发展、兴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在王屋山都有所反映,其中唐代和金元时期是王屋山道教活动的两个高峰期,其代表人物是司马承祯和丘处机。过去,道学界对王屋山唐代的道教活动比较清楚,但对金元时期的活动并不了解。这次发现许多金元时期道教活动的资料,证明这个时期是王屋山道教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发现,足以填补中国道教史中全真道在河南活动的“空白”,是本次研讨会的重大收获之一。

专家们认为金元时期是王屋山道教活动的第二个高峰,其依据是在这里发现了全真道留下的诸多遗迹,主要有马丹阳修道院、王屋山灵山洞、柏林村长春观、赵村龙泉观以及诸多道教碑刻等。这些遗迹,对济源的道学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是这些遗迹的年代,特别是全真道代表人物在王屋山活动的年代,又是比较模糊的。因此,本文仅根据金元时期留下的道教碑记,参照有关资料,对金元时期王屋山道教活动作一些初步梳理。

一、丘处机在王屋山的活动及其年代推断

丘处机是全真道创立者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也是全真道大发展的关键人物,其主要历史贡献是金元相交之际曾率领十八弟子北上竭见成吉思汗,以儒道忠孝仁义之理,劝其戒杀生而治天下,从而减少了中原人民的生灵涂炭,成为后世追怀的道教人物,也是道学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但是从已见的丘处机研究资料包括丘处机年谱中,并没有关于丘处机在王屋山活动的记载。在济源境内能见到的有关丘处机活动的资料,主要是柏林长春观的《长春观重修碑》、《济源县志》中的片断文字和丘处机诗歌《题天坛二首》等。《长春观重修碑》立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记载了长春观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明代成化十五年、清代顺治年间的三次重修和历任主持道人姓氏或道号,其中追记元至元二十九年旧有碑文内容较详:“解真人功成道毕羽化遁世之时,亦祖师长春丘真人成道警化大道兴行之时世也……真人道成,天下立七十二处长春观……时昌明道教者多不尽述。此处乃真人憩休之所,非修炼之处。”可证丘处机曾到王屋山修道,在长春观栖住,并间接可证其“修炼之处”也当在王屋山一带。

王屋山道教遗迹中可以显现丘处机曾在这里修炼的遗迹主要是天坛峰东北的灵山洞。此洞有五个洞口,洞内交叉互通,犹如迷宫。从洞内观察,可知是在自然石洞的基础上经人工雕凿而成的。从周围山势和洞体情况看,适合道家幽居修炼。特别是北洞口和西洞口的两副对联:“东接蓬莱迎海市,西接瑶池涌金莲”;“七朵金莲在此处,丘刘谭马郝王孙”。明显表达出这里是全真道的活动遗迹。在文字资料中,清乾隆年间《济源县志》卷十一《人物·仙释》中有两段文字与丘处机有关。第一段文字是:“二鲁真人,长春观道士,传道于重阳真君王志祐,祐传丘处机,丘传宁神子张志谨,谨传元素子孙志元,元传阎志定。”第二段文字是:“丘处机,字通密,山东人,寓济源长春观,学道于灵都真君王志祐,昌明元教,多著述。世祖召见于雪山……”。这两段文字表明,丘处机曾在长春观栖居,在灵都观学道。灵都观是唐代玉真公主修道的地方,玄宗皇帝曾题额山门,是盛唐时期王屋山重要道观之一,至元代仍有前后二进院落,62间道屋,丘处机至此学道似在情理之中。存有疑问的是丘处机学道于灵都真君王志祐似难成立。因王屋山《重修阳台宫碑》记有:正大四年丁亥,林州先生王志祐由平水抵王屋,并在王屋山修葺殿堂廊庑等,可证王志祐到王屋山的时间是1227年,而这一年也是丘处机辞世之年,二人不可能是师徒关系。有人据《灵都万寿宫之图》碑刻图中灵都宫北有“重阳阉”字迹,推断旧县志中王志祐传道丘处机可能是王重阳传道丘处机之误。但是依道教资料,王重阳收丘处机为弟子是在山东,此推断很难得到学界认同。不过,旧县志中丘处机传道张志谨虽然也未见于道书,但《灵都宫懿旨碑》不仅可证确有其人,而且海迷失后三年(1250年)还被懿旨封为“广玄真人”。此碑立于元大德九年(1305年),刻有诏书全文和张志谨像,立碑年代和诏书内容都无可怀疑,又可证县志记载应是有据的。

以上是丘处机在王屋山活动的主要资料。近些年来,本地道学研究者根据这些资料,认为王重阳和全真七子在王屋山活动的踪迹应为: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自陕东行,经王屋山,曾寓居玉阳山灵都观传道。后东行山东,收七大弟子。金大定九年(1169年)王重阳携七弟子中的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归陕,途经王屋,栖于灵都观,并创建重阳庵和长春观。但是,查王重阳、丘处机年谱,王重阳大定七年四月离陕东行,七月即至山东宁海,其间只有三个月时间。大定九年十月,王重阳携四弟子西归,大定十年正月即病逝开封,其间也只有三个月时间。况且,年谱中并未记录他们在王屋山的活动。因此可以说,无论是王重阳东行传道还是携四弟子西归,以当时交通条件,即便在王屋山停留过,也只能是很短暂的,更不可能在这里修建重阳庵和长春观。

道书中没有丘处机在王屋山活动的记载,年谱中也没有留下足够的年代空档,给我们研究丘处机在王屋山的活动造成了困难。但是,这里留下有诸多丘处机活动的遗迹,还有丘处机的诗歌《题天坛二首》、《过怀川》等,都证实丘处机不仅来过王屋山,而且停留的时间也不会是很短暂的。

下面,让我们从《道家金石略》收录的王屋山《清虚宫碑铭》中试寻丘处机到王屋山传道的年代。

此碑立于元元统三年(1335年。此年十一月改元统年号为至元年号,故历史年表为至元元年)。碑文记述的是紫微宫历次修建的年代和过程,涉及到的全真道重要人物有丘处机、刘处玄、宋德方等,其中有一段文字,或可作为丘处机到王屋山传道的年代依据:“俾长春先师之化行,若宫若观,布于诸方。昔岁丁酉,王屋官长窃见天地福地,国家保安宗社与民祈祥之处。若非其人,谁能主张?”接下文字为地方官府批准“东至河合口,南至岭、西至井(疑“西至井”应为“北至井”,指今克井),西北至麻姑池”为重建紫微宫筹资征粮地的记述,可见当时动作之大。通观碑文记年序次,此“丁酉”年应是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读上文可知,此年既为官府筹资重建紫微宫之年,丘处机布道王屋山应是在此之前。据年谱,丘处机1174年在陕西终南刘蒋村为王重阳守丧期满后,当年冬入磻溪修炼,一直在那里停留六年,直至1180年方又迁至陇州西北龙门山修炼,两地先后共十三年。此后,丘处机即奉诏入京。也就是说,依年谱,“丁酉”年丘处机应是在磻溪。但是,历史人物年谱多为后人据有关资料编成,常有缺漏之处。据有关资料,王重阳死后,全真道由马钰(马丹阳)掌教,其余六大弟子均在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地修炼传道。此间,他们并非久住一地不动,而是一地为主,多方游走传道。金世宗后期(1161年—1188年在位),丘处机、刘处玄等人又回到山东活动。但这些情况,年谱中均未见显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尽管年谱中记载丘处机1177年前后在磻溪,但其间到过王屋山传道。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丘处机在王屋山的活动踪迹:金大定十年(1170年),丘处机随师父王重阳西行至开封后,王病逝。为安排师父后事,丘处机和马钰先行前往陕西为师父筑墓,途中经怀川地界及王屋山,见山川秀丽,道观巍峨,留下深刻印象。1174年,丘处机在陕西刘蒋村为师父守丧三年期满后,入磻溪修炼。其间,又东行王屋山,察看山水,收徒传道,并访得王重阳当年东行路过王屋山灵都观时,曾在这里拜师学道,遂在灵都观北修建重阳庵,以示纪念。此间,又在南岭柏林村修建长春观,以作休憩之地。

丘处机留下很多诗篇,后人集成《磻溪集》,其中明显写于王屋山的是《题天坛二首》,其一:“峨峨峻岭接云衢,古柏参差数万株。瑞草不容凡眼见,灵禽只傍道人呼。凿开洞府群仙降,炼就丹砂百怪除。福地名山何处有,长春即是小蓬壶。”其二:“四面诸山若附庸,突然中起最高峰。每看晴日移坛影,常说寒潭卧黑龙。沆瀣要和万年药,茯苓先斸万年松。拟寻活计参真趣,又隔烟萝第几重。”诗中的“长春”应该就是柏林村的长春观,把长春观比作蓬壶仙境,说明当时的柏林村一带山水景物之美好,同时也说明丘处机写此诗时,长春观已建成,其建筑年代也应在1177年前后。

二、宋德方在王屋山的活动及元道藏纸张的制造

宋德方(1183—1247)是全真道重要人物之一。曾先后师从全真七子中的刘处玄、王处一和丘处机三人,是丘处机西行拜谒成吉思汗随行十八弟子之一。这个时期,由于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礼敬,封为“神仙”,全真道因得宠而进入鼎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广收门徒、大建道观、修编道藏经书等。宋德方到王屋山的活动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

宋德方在全真道的发展上主要贡献是修编《玄都宝藏》。据《道家金石略》收录的《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碑文载,宋德方到王屋山是在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己亥)。他到王屋山的目的就是筹备《玄都宝藏》的编修事宜。此碑立于1250年,其地在铁岸村。碑文由丘处机弟子李志全撰写,李是宋德方修编《玄都宝藏》的主要助手之一,因此可以说,立碑年代和撰文者均可证此碑记载是真实可信的。碑文记:“值大朝开拓之辰,……合于诸路置局雕印玄都宝藏、三洞四辅真经,俱系历代帝王安镇国祚保天长存者也。然□□楮币,共议就于济源、河中、终南祖庭三处,制造上品精洁复纸,以供百藏经卷使□印,此铁岸龙祥万寿宫其一也。然是宫之创始经营者,有本郡修真道士董志立洎亲弟志坚、法属张志柔,并舜泽尹志明等……于甲午年春首,协力诛茅伐□疏其水竹河蕖,遂建福田,开治顷亩,以为养性栖真之所。草堂斋靖,数间而己,号清真阁。迨己亥年冬初,适遇东莱披云真人行化到此方,颇留意卜筑。志立等遂盟心同议,立奉施道庵文状。真人嘉其至诚,即允许之,易名为龙祥宫。多招集十方道众住持,是后与供大藏经纸,抄造历年。师以其结缘良厚,特出财力,修建琳宇,期于功德不朽,道源流长也。其宫内尊殿祖堂、斋厨静室,略有序次。”文内披云真人即宋德方道号,董志立、董志坚为济源道士。根据《道家金石略》记载,宋德方当时主持修编道藏,在全国共设立二十七处雕印局,其中怀庆、洛阳有五局,从事雕印的役工有三千人,刻印经卷七千八百卷。印制这些经卷的纸张,全部来自河南济源、山西蒲州和陕西终南,可见这三处宫观建筑和造纸作坊规模之大。宋德方此次至济源,不仅为龙祥宫卜筑易名,还以其“结缘良厚”的影响力,募集财力,扩建宫观,为修炼道士和造纸役工提供良好的居所。

宋德方第二次到王屋山是在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辛丑)。据《重修天坛碑铭》记载,当时的天坛顶和紫微宫众多宫观建筑因历经兵劫,严重毁坏。地方长官和宫观住持共商修复天坛,并“踵门礼请”宋德方主持此事。辛丑春,宋德方应邀“驰骑到上方紫微宫,乃褰裳登龙岭,入天门,到绝顶,升天坛,焚香拜毕,睹诸尊殿庑摧毁,坛级隳圯,喟然长叹曰:‘吾今不重修,理当谁待!’遂委用门下刘志简充本宫提点事,因招集十方作具徒侣及此方信士,同心□力,运灰甓而走上,构材植而施工,兴废补缺……仍以十二玉栏饰之,洎诸圣殿室像设,焕然一新,复将七真仙景,塑绘于翼室。”工程完毕后,怀孟州及王屋地方长官“奉礼敦请披云真人暨清真观冷尊师于甲辰(1244年)中秋庆修建成清醮”,举行隆重法事,以示庆典。

宋德方在王屋山活动期间,曾留下有多篇诗文。《道家金石略》载其诗九首,《河南总志》载二首,《济源县志》载六首。现录其中二首,其一《题天坛》:“白石磷磷上接天,青松郁郁下临渊。草生福地皆为药,人在名山总是仙。待客远寻岩下蕨,烹茶满酌洞中泉。前身恐是白云子,今日重来卧翠巅。”(《济源县志》)。其二《玉阳宫》:“东西并列玉阳山,中构灵都气象闲。石榻昼看云淡淡,虚窗夜听水潺潺。玉真成道登仙府,羽士栖心炼大还。丛桂珍禽方外景,更如何处扣玄关。”(《河南总志》)。诗中的“白云子”是唐代司马承祯道号,“灵都”即灵都观,其位在东西玉阳山之间,是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修道之处。两首诗立意相近,所表达的都是追怀盛唐先师、抒发林泉生活之情。

三、金元时期王屋山道观复兴与元皇室诏旨

金元之交至南宋灭亡的数十年间,是全真道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主要特征是“立观度人”。这个时期,也是王屋山众多道观得以重建复兴的时期。其间,元皇室曾多次下达圣旨和懿旨(皇后、皇妃的谕旨),以鼓励王屋山道观复兴和维护道观秩序。

这个时期王屋山重修的道教建筑主要有天坛祭坛及其配殿、紫微宫、清虚宫、灵都万寿宫、长春观等。由有关碑记可知,当时为重修这些道教建筑,无论是道人还是地方官员,都作出了极大努力,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天坛十方大紫微宫结瓦殿记》碑载:1241年,宋德方到王屋山筹办重修天坛紫微宫。按照宋德方最初的安排,落地重修的紫微宫要“以纯琉璃瓦覆之”,约需白银五百两。此殿最初由崔志明主持修建,但修了三年,因资金缺乏,未能完成。当时正逢大旱,众道人都担心半途而废。在此情况下,提点(负责道教事务的地方官)李志昭提议说,沁州长官杜德康和夫人王体善奉道多年,当年曾许诺与王屋山小有洞天结缘,可前往求助。众道人闻之 “释然忻跃”。于是,李志昭与二道友徒步山西沁州,拜访杜氏夫妇,“具说天坛上方结瓦琉璃宝殿缺费之事,艰剧之由,长官、夫人一闻言而俱便肯首。”此碑立于1250年,撰文者也是丘处机弟子李志全,如实记述了当时道观营建的投资规模和为官者的崇道心态。据《重修天坛碑铭》记载,紫微宫除了有级别的提点、知宫、副知宫十多人外,另有道众一百四十四人,也可见当时王屋山道教活动之兴盛。

金元之际,皇室为鼓励全真道的发展,曾下过多次诏旨:海迷失后三年(1250年)五月初六日,皇室曾颁懿旨,赐灵都宫宗主宁神子张志谨“广玄真人”封号,“所立宫观俱系长春宫掌教李真人所管”,并在懿旨中告诫:宫观院舍所有田产、园林、果树、水旱碾磨,诸人不得侵扰。地方官员和各方香客也要大力资助,以便宫观道众“安稳住坐念经。”张志谨是丘处机弟子,温县人。据《重修天坛灵都万寿宫碑》记载,张志谨“家世豪富”,“甚喜道书”,金泰和年间曾泛海为商。丘处机收其为徒后,赐号宁神子。后见其德行高尚,曾打算委任其掌教,“公(张志谨)谢不敢当。”1227年丘处机辞世后,张志谨从晋阳来到王屋山灵都观,见“殿宇廊庑阶砌名物悉为废坏”,于是收徒授业,兴复道观,“殿堂、门宇、斋室、精舍、塑绘,咸于一新……道众不啻百余。仍置三洞宝经以实其中,使后学者有所依据。”

元大德八年(1304年)和元至大二年(1309年),元成宗曾两次圣旨王屋山紫微宫住持陈志忠、傅道宁:依照以前圣旨体例,宫观所有“庄田、事产、园果、碾磨、船只、竹园、林木、浴堂、典库、铺席、店舍、醋酵”,任何人不但侵占。同时还规定,使臣巡视,不得在宫观里住宿,不得征收宫观田产仓税商税。(《紫微宫圣旨碑》、《天坛王屋山圣旨碑》)。

中统四年(1264年),元世祖命道教宗师张诚明先于中都大长春万寿宫(即今北京白云观)举行七天“周天大醮”,然后至王屋山行投送龙简之礼。四月十七日至济渎祠,十八日举行三献之礼,“观者如堵”。四月下旬在天坛紫微宫举行醮事。(《大朝投龙记》碑)。

四、王处一诗词中的玉阳山行迹

王处一是全真七子之一,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人,道号玉阳子。据《七真年谱》及相关资料,王处一金大定八年(1168年)师从王重阳,次年尊师嘱隐居山东铁查山云光洞,来往于山东一带布道,后迁居昆嵛山,创立全真道萧山派。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以后多次受金世宗诏见,成为全真七子中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王处一是否到过王屋山?道教资料包括济源县志中均不见记载。但是,王处一留世的诗词集《云光集》中,有两首诗很显然与玉阳山有关。其一,《谢恩师·赠众道友》:“玉阳一遇疑云断,不落升沉绊。试问青川云侣伴,俱怀妙用,每持斋施,步步心香爨。福星空外明昭焕,应化真无乱。宝璧瑶花通内观,金丹结就,紫书来诏,指日登云汉。”其二,《苏幕遮·丹阳祠堂》:“彦明姜,钟子政,文举先生,三友於中省,各发丹诚用得正。助阐玄门,转化昌阳境。玉阳王,为袖领,外诱诸公,结果全真行。工匠同流须至敬,感动扶风,专向蓬莱等。”

因两篇词作中都有“玉阳”二字,就先从这里讨论起。作为地名或山名,在已知的资料中,只有湖北当阳县有一山名为玉阳,但此山并无与道教有关的遗迹。济源的玉阳山属王屋山系,有东西二玉阳山,其间有灵都观。因此,王处一词中的“玉阳”肯定与玉阳山和灵都观有关。有人根据“谢恩师”词牌名和首句“玉阳一遇疑云断”,认为所表达的是王处一在玉阳遇到了师父王重阳,这一说法不仅与全真道有关记载不符,而且与“试问青州云伴侣”所表达的思想无法沟通。王处一拜师王重阳是在山东,《云光集》中有明确记录:其一,《行香子·遇师》:“定八年间,得遇重阳……见紫霞生,祥风至,聚云光。”其二,《沁园春》序:“至大定戊子,复遇重阳师父……”。金大定八年是戊子年,也就是说王处一两次遇师王重阳都是在这一年。其地点作者也说得很明白,即山东铁查山云光洞。因此说,《赠众道友》“玉阳一遇疑云断”句所表达的,不可能是诗人在玉阳第一次遇到了王重阳。

那么,如何从这两首词中判断王处一的玉阳之行呢?从《赠众道友》的最后两句“紫书诏来,指日登云汉”来看,此诗应作于金大定二十七年,因为这一年王处一受诏入京,诗意表达的应是受宠若惊之心境。这一判断如果无误的话,王处一这一年在玉阳就不可能再遇到王重阳了(王重阳1170年病逝开封)。再说《丹阳祠堂》。王屋山白涧口有马丹阳洞,马丹阳即马钰,是全真七子之一,也是王重阳死后全真道的第二位掌教人。诗中的“玉阳王,为袖领”肯定不是指王处一自己,而是指在玉阳山传道的王重阳。结合本文第一部分有关王重阳东行传道曾在玉阳山灵都观作过短暂停留的判断,或可对王处一的两篇词作及玉阳之行迹作如下解释:金大定二十七年,王处一受诏入京之前,曾到王屋山传道。在玉阳山灵都观道院,和道友们共话今昔,得知师父王重阳东行山东路过王屋山时,曾在这里收徒授道,遂有“疑云断”之感慨。这里还有师兄马丹阳修炼住过的山洞等。这些与师父、师兄密切相关的遗迹,都是他以前所不知的。此间又欣闻皇帝诏其入京的消息,激情之下,作二词以抒怀。

关于王处一王屋山之行迹,还可从其道号“玉阳子”作一些揣测。全真七子均有道号,大多都与道教理念有关,如谭处端号长真,刘处玄号长生,丘处机号长春,郝大通号广宁,孙不二号清静,唯有王处一之号不但不具此特征,还用“玉阳”山名为号,这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曾在玉阳山修道的唐代诗人李商隐之号“玉溪生”(玉阳山下有河曰玉溪)和卢仝之号“玉川子”(济源别名玉川)。尽管《七真年谱》中显示“玉阳”之号为王重阳所赐,但赐号之由也许是王处一自荐。

据清《济源县志》和1996年出版的《王屋山志》记载,涉及金元时期全真道在王屋山活动的资料还有一些,如第九任掌教人王志坦,第十二、十六任掌教人苗道一,第十七任掌教人完颜德明等,由于未见碑刻文字,难作考证,以待日后见相关资料,再作探讨。

(作者系王屋山道学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上一篇:道教的神仙信仰释例

下一篇:金末元初的王屋山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