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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田野调查 追寻历史记忆

2011年9月22日  葛荣晋

一、  王屋山是全真教活动的重镇

今年三月,我有幸地参加了由济源市政协组织的第一批王屋山道教碑刻实地调查。在短短的几天调查中,有力地证明了王屋山不仅是宋以前上清派道教活动的中心,而且也是金元以降全真教传播与发展的重镇。这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据初步调查:在北宋王朝的大力扶植下,王屋山道教得以初步复兴。北宋初年,重修济渎庙和王屋山道教三宫。宋真宗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清皇帝”,並召奉仙观道士贺兰栖真进京,问以修身治国之事,赐号“真宗大师”,免征奉仙覌所有田赋。宋真宗梦见仙人降授天书,敕建济渎庙内的天庆宫。宋徽宗自称“道君教主皇帝”,求仙访道王屋山。于崇宁二年(1103年)在迎恩宫敕封药王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并赐王屋山道观庄田和道士官俸。宋徽宗于重和二年(1119年)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

金元之际,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诸新教兴起。王屋山除了太一教、上方真元派[1]活动外,几乎是全真教独霸的宗教场所。王重阳在金正隆四年(1159年)终南山悟道出家后,金大定七年(1167年)离陕西经北邙山,寓居玉阳山灵都观布道,不久即赴山东传教,收“北七真”弟子。金大定九年(1169年),王重阳携“北七真”弟子西归,朝天坛,谐阳台,重建重阳庵,栖住长春观,开创全真道士“阳台受戒”教规,王屋山即成为当时北方全真教的最早的受戒圣地。马钰(1123-1183年)王屋山受戒后,在玉阳山全真庵受全真秘诀,受托为全真派布道的继承人。后徙居白澗口丹阳洞修炼。死后葬于王屋山南岭长春观东侧。邱处机随师西归、阳台受戒后,隐栖于玉阳山修炼,邱、马共议修建长春观。《王屋山志》现存有邱处机《题天坛》诗两首:一曰“峨峨峻岭接云衢,古柏参差数万株。瑞草不容凡眼见,灵禽只傍道人呼。凿开洞府群仙降,炼就丹砂百怪除。福地名山何处有,长春即是小莲壶。”二曰“四面诸山若附庸,突然中起最高峰。每看晴月移坛影,常说寒谭卧黑龙。沆瀣要和千载药,茯岺先斸万年松。拟寻活计参真趣,又隔烟萝第几重。”近年,在轵城镇柏林村发现的《长春观重修碑记》明确记载:“此处乃真人憩休之所非修烁之处。” 邱处机仙逝后,其弟子清虚周真人、洞真子解志通等先后在长春观修炼。在第一洞天灵山洞口,至今仍刻有“七朶莲花在此处,邱刘谭马郝王孙”的门联。宋德方(1183-1247年)遵从其师邱处机遗志,广搜各地道藏经籍,主持整理编修《道藏》。元太宗九年(1237年)携弟子李志全、秦志安寓居灵都观、紫微宫,披阅手抄散落经书。后在山西平阳玄都观设立总编局,历时二十余年,总理刊成《玄都宝藏》七千八百余卷,赐号一“玄都至道真人”。积劳成疾,卒后归葬于天坛山麓松台。解志通(1198-1292年)在元太宗六年(1234年),拜王屋山清虚周真人为师,遂得真传。元中统元年(1260年),自长安而东,路过济源柏林坡,见有金代道观遗迹,遂重修长春观,以为终栖之地。王志瑞(1208-1277年)闻邱处机门徒郭志玄道高,遂拜为终身之师。他云游西府东州数十年后,于元定宗三年(1248年),还归济源龙泉观。济源龙翔观道士苗道一是宋德方的再传弟子,深得元武宗器重,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命其主持大都(今北京)长春宫,授玄门演道大宗师,诰命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天坛山守坛道人完颜德明(?-1335)于元统三年(1335年)任大都长春宫总教真人,为终元之世全真教第十七任掌教大宗师。

元成宗铁穆耳于盛德八年(1304年),御制《圣旨碑》,敕“令地方军平易近掩护紫微宫及其山林”。元仁宗黎拔力八达于延佑元年(1314年),召朝臣周应极、赵孟頫、陈日新等乘传封喷鼻、金龙玉简,至济渎庙、天坛山太后洞投沉致祭。(《济渎庙宴序碑记》)元仁宗于延佑四年(1317年)封“济渎为清源善济王。”元泰定帝孙铁木儿于泰定3年(1326年),钦颁发“道经于全国著名大山宫不雅《道藏》一部,储于王屋山紫微宫”。元惠帝妥懽帖睦尔于至正二年(1342年)颁旨“令地方军平易近掩护晒台宫及其庄田”。(《碑记》)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称“北渎大济之神”。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7年)特遣大臣谢成、郑允存、曾经彦成奉捐躯祝帛代帝祭祀济渎,北海之神。明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御賜紫微宫《道藏》一部,“听所在道观道士看诵赞扬……不许闲杂人私借覌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违者必究治之。”明代宗朱祁钰于景泰六年(1455年)遣都察院马谨祗奉喷鼻祭北海神。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遣巡抚赵文博祭北海神。明世宗朱厚照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赐“周王府建灵岩穴山门、熬头洞天门、九天门、七宝门”。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准赐洛阳万安王在天坛山建“无极玄窍门(即南天门)” 。《碑文》

張太素(1445-?)于明天顺八年(1464年)虽官至武略将军,但遇全真道人、看砍红尘后,栖身于天坛山绝顶修炼。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至嘉靖二年(1523年),重建山顶殿宇。著有《十难诗》和《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

明清两朝,全真教虽日趋衰微,但全真教龙门派代表王常月(1522-1680年)师从全真派第六代传戒律赵复阳为师,密于天坛王母洞,授于戒律。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奉旨主讲于白云观,御賜紫衣。一改秘密传戒旧规,前后三次登坛公开传戒,度弟子千余人,被全真道龙门派尊为“中兴之祖”。

由上所述,金元以降,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新道教的产生和发展,王屋山已由唐司马承祯为代表的上清派主导的宗教场所转化为以金元邱处机及其全真教主导的道教圣地。王屋山始终是中国道教传播与发展的重镇。

二、  王屋山道教文化是一种“软势力”

我们在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硬势力”的同时,更应该重视以文化建没为核心的“软势力”。从战略上看,以“软势力”促进“硬势力”的发展,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新的思维方式。

继承与弘扬王屋山道教文化,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王屋山道教文化这一“软势力”,是老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至今我们对它还是若明若暗,知之甚少。金元以来,全真教的传播与发展,只知全真教的创始人是陕西咸阳人王重阳,悟道于陕西终南山,创教于山东膠东地区,而后王重阳、“北七真”及其历代弟子多次往返于河南开封、洛阳、河内和王屋山,建宫观,讲道经,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全真教,使王屋山成为全真教的重镇之一。但是,目前从全国道教研究的现状看,由于陕西与山东省的领导和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丰硕,全真教在该地的产生、创立和发展的线索较为清淅,而以王屋山为代表的河南省的全真教的来龙去脉、宫观建设和经典传播以及道教代表人物,比如王重阳和“北七真”在王屋山是如何布道的?除了邱处机、马丹阳外,其余五子在王屋山是否传过教?大道教在王屋山是否传过教等等,都不甚清楚。这是目前中国全真教研究中的一个瓶颈。这一瓶颈问题如不解决,全面地科学地反映中国全真教的发展史,是难以编写的。从全局眼光看,摸清王屋山全真教的发展全貌,为中国全真教研究提供丰富而真实的资科,补充、纠正甚至局部地改写现己出版的道教著作和资料汇编,是我们不可推御的应尽的历史责任。

在我们已知的极不完全的王屋山道教历史文献中,含有极具现实意义的人生智慧和做人道理。北京大学王宗昱教授编的《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一书中,收录有元朝至元十八年三月河内阳洛山《桃花洞记》。该文记载女真张惠全“厌市廛,乐山水”、“昼则清风满榻,孤鹤唳空;夜则明月当轩,猛兽拥户”。她省吃节用,将募捐的钱财积蓄起来,用以“募工凿石,开龛设像”。中曰元元圣祖太上老君,左曰西王金母元君,右曰正[]纯阳三真君也。“绘以金碧,晬容严然”。落成之日,弟子前来祝贺,欲刻诸琰。张惠全批评说:“修真之事,当韬光晦迹,盛德若愚,不自伐其功,有违老子之教乎?”

这里,张惠全说的“韬光晦迹,盛德若愚,不自伐其功”的人生智慧皆源于老子的《道德经》,讲的都是如何低调做人的道理,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生有逆境与顺境之分。不管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都有一个如何处之的正确态度。

当人处于逆境之中,正确态度是“韬光晦迹”, 也称“韬光养晦”。韬光即是敛藏锋芒和才华,养晦(晦迹)即是隐藏踪迹。“韬晦之计”,即是把锋芒和才华收敛起来,把踪迹隐藏起来,等待时局变化,以实现宏图大志。《三国演义》中第106–107回“司马懿詐病賺曹爽”的历史故事[2],就是最好的说明。

当人处于顺境时,正确的态度是“不自伐其功”。“不自伐,故有功”出于《老子》二十二章。老子主张“自见(自我表现)者不明(聪明),自是(自以为是)者不彰(彰显),自伐(自我炫耀)者无功(功劳),自矜(自高自大)者不长(长久)。”(《老子》二十四章) 东汉开国元勋冯异,跟随刘秀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创建东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为人谦退不伐,“功成而不居”。每当刘秀为诸将论功封赏之时,他总是独自一人站在大树之下,一言不发,被人尊为“大树将军”,名垂青史。

君子为人做事,应持“盛德若愚”的正确态度。“盛德若愚”是“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一语的缩写。“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出自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从本质与现象角度,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内心虽藏“盛德”,而外表却从不逞能显智,即在举止、面容和言语上,愚蠢迟钝,好像傻子一样。这就是“盛德若愚”命题的真实涵义。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故意装傻”、“难得糊涂”等,讲的就是“盛德若愚”的哲学道理。在待人处世上,道家主张“盛德若愚”,小事要“宽而勿察”,大力提倡“糊涂哲学”。只有“小事糊涂”或者“故意装傻”,才能保证“大事不糊涂”。这就是人生中的“智”与“愚”的辩证法。

深谙“盛德若愚”精义的西汉名相曹参,在相府中“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宋太祖宰相赵普,主张对官吏的错误采取宽恕态度,甚至有些小错误主张不予处理。每当他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他连一眼都不看就扔进了早己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以防止官吏之间的钩心斗角,保持大宋江山的安定和稳固。

楚庄王在宫中设宴,与大臣彻夜饮酒交欢。正当酒酣耳热之时,腊烛突然被大凤吹灭。有人趁机就拉扯了一下王妃的衣服。王妃急中生智,便将那人帽子的缨带扯断,并悄悄地告诉了楚王。楚王无意追究这一“细过”,便立即下令:今夜君臣痛饮,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缨带拉断,就不能算是喝得痛快。于是,在场的官员纷纷把自己的缨带拉断,这件“细过”也就不了了之。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吴国攻打楚国的战争中,每当楚王遇到生命危险时,总有一位将领前后5次冲入敌营救护楚王。楚王召他来问,那人跪曰:我就是当年酒醉失礼的人,念你不杀之恩,今天才有机会报答。

三、  王屋山道教是一项文化工程

既然摸清王屋山道教的“家底”是如此重要,那么,如何设计和推进这一文化工程呢?我认为可以分为两步走:

第一步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王屋山道教田野调查。在推进20世纪学术研究中,由国学大师王国维于1925年提出、陈寅恪、陈垣、胡适等人推动的“二重证据法”,是极为重要的学术方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即是“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我们除了继续广泛地查阅与收集各种方志(如《王屋山志》、《河内县志》和《河南郡志》以及20世纪有关王屋山道教的碑刻新编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纸上之材料”外,更要重视现在还沉睡于王屋山宫观和流失于民间的王屋山道教碑刻的“地下之新材料”。陕西省社科院樊光春研究员著的《西北道教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山东师范大学赵卫东教授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齐鲁书社,2009年),都是21世纪成功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治学榜样。今年3月至6月,由市政协组织全国28名著名道教学者分6批对王屋山道教碑刻进行了初步的田野调查,在济源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我建议在此基础上,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指导下,继续组建由全国道教学者、市政协、市文物局、宗教局和旅游局的王屋山道教调查团,制定详细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实地调查。在实地考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两大科学研究成果:一是根据调查材料出版若干卷的《王屋山道教碑刻集》,二是组织编写一部高水平的《王屋山道教发展史》。

二是在两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成果具体地转化为富有文化含量的旅游开发和推进济源市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推动济源市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字意上看,所谓“旅游”,“旅”是旅行,外出;“旅游”是现代人的一种短期性的“吃、住、行、游、购、娱”的特殊生活方式。现代旅游不同于古代文人的游山玩水或者徐霞客式的科学考察。现代旅游主要分为消遣旅游、商务和会议旅游、宗教旅游、体育旅游、互助旅游(如“驴友会”)以及科学考察等,它己发展为一种文化含量很高的“社会旅游”。现代旅游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精神享受,是在物质生活条件获得基本满足后出现的一种追求愉悦的精神需求。旅游者普遍具有“求新、求知、求乐”的心理要求。要求在旅游中,使自己的思维和心情达到幸福和快乐的最高人生境界。

要想开发王屋山的旅游资源,最重要的是对它如何科学定位。王屋山既有奇峰峻岭、幽谷秀坪、飞瀑碧谭、古树奇花、名木奇石、珍稀动物,又有历史悠久、文化涵量极高的宗教文化资源。据初步统计,在风景秀丽的王屋山镶嵌着500多座宫观庙院。除道教文化外,还有古代神话传说(如女娲文化、愚公移山、二郎担山等)、炎黄文化、蚩尤文化,大禹文化、庙街的夏文化、济渎庙、五龙口的水文化、宫观的庙会文化、“茶仙”卢仝的茶文化、佛教文化和民间宗教文化、楹联文化、红色旅游文化等。王屋山是一座集自然景覌与人文景覌为一体的名山。所以,王屋山旅游不只是游山玩水的消遣性旅游,也不是单一式的宗教旅游,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社会旅游。在开发自然景覌的同时,必须大力开发宗教及其它文化资源。只有全面地摸清王屋山的旅游资源,才能科学地设计与制定王屋山旅游开发的规划兰图。

开发王屋山道教文化资源,首先对道教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明确的认识。我国著名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早在1918年《致许寿裳》的信中指出:“……前曾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小杂感》一文中,他又指出:“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鲁迅先生是在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充分观察、分析得出的一种科学论断。这一科学论断,不仅纠正了国内外以儒学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学术偏见,而且也批评了有人把道教与封建迷信划等号的错误认识。实际上,土生土长的道教是一种文化。它包括有道教经典、著述和金石文献,各式各样的道教文物,道教宫观建筑艺术(如奉仙观三清殿的荆木梁、枣木柱、柿木梁、桑木柱,“荆、桑、枣、柿”的选材,实为罕见),道教塑像和壁画,道教音乐与武术,道教修炼与养生,道教中医药学,洞天福地文化,道教哲学,道教文学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与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生命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中医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有密切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道教文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道教文化在我国激烈的社会转型中,通过宗教信仰、宗教伦理和各种宗教戒律,可以抵禦各种物质诱惑和拜金主义泛滥,提高信教群众和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平,提升良好的社会凤气,以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道教对于某些现实生活中绝望的人群也有一定的抚慰心灵的调适功能。恩格斯指出:“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3]当人们面对社会不公平而又无力改变的情况下,以宗教化解内心矛盾与痛苦,是一种自然的选择。道教具有爱国爱教、慈悲济世、造福人群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道教根据“普济群生,遍拔黎庶”的价值理念,在救灾赈灾、希望工程、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道教始祖老子的“和谐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服务,具有广阔的施展空间,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当着环境污染和各种毒食品严重危胁人类的健康时,道学中的“道法自然”、“身重于物”和“绿色生活”的价值理念以及“形神双修”的养生之道,已逐步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道教的“重生戒杀,清静寡欲”的生态理念,为构建“天人合一”理想境界,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我们必须在抑制宗教消极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道教的积极因素,使道教及其信众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1] 、太一教由萧抱真于金天眷年间(1138-1140年)创立,传授太一三元法箓,以符箓为人治病驱鬼,用斋醮求雨止雨,是北方唯一的符箓派。二代袓师箫道熙遍游王屋山,慕民风淳厚,遂在县城北岸(今纸坊)创建太清宫布道,乐善好施,远近弟子万人。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授于箫志冲传代秘箓,定为太一道嗣教第三代祖师。五袓箫居寿于元中统四年(1263年)奉元世宗忽必烈圣旨,颁喷鼻济渎庙,谒太清宫,朝廷追封二袓箫道熙为“重明真人”。(《碑记》)元泰定帝孙铁机于泰定元年(1324年)遣太一教萧天助驰诣济渎庙投奠。(《碑记》)上方真元派于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也在王屋山兴起,在王屋山阳台宫东侧创建泰和道院,金崇庆二年(1212年)改名为通仙观。金末诗人元好问《通仙观》碑载:“……世乃于宫东侧建通仙观。通仙观者初为泰和道院,郝志朴居之,崇庆癸酉年更为今名。宫宇廊庑,以次而居,历兵乱不得废,今其徒袁守素守之。郝平阳人,淳朴有守,拔荆棘,拾瓦砾,不介一篑之功,积数十寒暑,而后得成”。

[2]司馬懿(179-251),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今属河南温县西)人,本是“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的人物。魏明帝曹睿病重,拜曹爽為大將軍,總攬朝政,並將八歲的太子曹芳託付給曹爽、司馬懿二人,共同輔政。曹爽聽信心腹何晏“大權不可委託他人”之議,以明升暗黜的手法,奏請加司馬懿為太傅,將兵權集中到自己一人手裏。任命其弟曹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對五個親信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也都委以重任。這樣,朝中军政大權被曹爽集團所掌握。面對曹爽集團的咄咄逼人之勢,司馬懿采取“韬晦之计”,不仅自己“推病不出”,亦令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皆退職閒居”,暫避曹爽鋒芒。但是,司馬懿並非甘心退讓,岂能容忍曹爽為所欲為?他只是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含忍示弱,窺測時機,以圖再起。
  曹爽獨攬魏國大權後,虽沈湎酒色,縱情享樂,但他並沒有忘記威脅自已的司馬懿。於是,他借李勝被任命為荊州刺史之機,命他去向司馬懿辭行,以便探聽其虛實。老奸巨猾的司馬懿當然明白李勝的來意,馬上將計就計,“去冠散髮,上床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裝出一副重病的樣子。在與李勝交談時,他又是假裝耳聾,又是喝湯時故意讓湯流滿衣襟,甚至裝模作樣地請李勝轉告曹爽,要求關照自己的兩個兒子,似乎真的是“衰老病篤,死在旦夕”了。李勝竟信以為真,連忙向曹爽稟報。曹爽高興地說:“此老若死,吾無憂矣!”其实,司馬懿此时已經磨刀霍霍,乘曹爽兄弟隨魏主曹芳到城外高平陵祭祀明帝之機,發動政變。司馬懿親自出馬,一是命司徒高柔和太僕王觀分別代行曹爽、曹羲的職權,把京師的兵權抓在手裏;二是向郭太后指控曹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並與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司馬懿之弟)聯名表奏魏主曹芳;三是親自領兵佔據武庫,以供戰略之需;四是率軍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防止曹爽反撲。面對意外的變故,曹爽“幾乎落馬”,手足失措,毫無主見。在誅滅曹爽集團后,曹魏軍政大權全部落到了足智多谋的司馬氏手中。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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